在OYEZ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到美国最高法院审判记录，包括答辩状，辩论录音，判决书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资料。对于美国最高法院的研究，算是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尤其以辩论录音做的最好。众所周知，除非特别许可，法庭之内是不得摄像、录音。而这个网站却给出了所有案件的辩护音频，并且配上同步字幕（法学院的同学用来联系英语听力自然是最好不过），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虽然只是老美的最高法院，但我们现在喜欢“言必称欧美”，讨论美国法学界如何如何，所以，这第一手的资料还是很有价值。好吧，我在这里发掘一些为我所耳熟能详的案子。有兴趣可以听听美国最高法院是如何辩论的。

Bush v. Gore
2000年美国大选，可谓是竞争惨烈，一波三折，最后是最高法院“决定”了总统人选。

貌似很多案例都是总统相关的，没办法，谁让人家是一把手呢。

United States v. Nixon
美国诉尼克松，著名的“水门事件”，但凡看过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都会对这个案件印象深刻。

最早听说美国允许焚烧国旗，我是震惊不已，当时在杂志上（后来知道此文为张千帆所写）看到这么一句话，引子判决：“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判决将加强——而非削弱——国旗在我们社团中理当受到尊敬的地位。我们的决定再次肯定了国旗本身最能反映的自由原则；我们容忍类似詹森在本案的批评，乃是我们力量的标志和源泉。[维护国旗之特殊地位的合适方法，并非去惩罚那些对国家事务有不同想法的人们，而是去说服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我们惩罚亵渎，并不能使国旗变得神圣，因为如果这么做，我们就淡化了这个令人崇敬的象征所表达的自由。”

Texas v. Johnson
我以为，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焚烧国旗，要是国旗都被烧了，我们还怎么旗帜鲜明呢？

关于媒体的言论自由与诽谤，公共人物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是一对对永恒的矛盾。

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
这个案件的判决，不光在美国被反复引用，就连国内的有些判决中都能看到引用相关法理，比如“范志毅诽谤案”。所以，这个案例可以说是影响深远。

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从“第一”二字就可见一斑，更是媒体的保护伞，更令太平洋对岸的我们觊觎不已。

Branzburg v. Hayes
这个案子其实就是鼎鼎大名的“布莱兹伯格案”，也叫“五角大楼泄密案”，实际上这个案子是美国对新闻界。案件的经过在林达的书里写的精彩纷呈，应该收录在《如彗星划过夜空》一书中。

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所有案子中，估计没有哪一个会比“马伯里诉麦迪逊”更有名的了，中外法学家可以说是都是耳熟能详。

Marbury v. Madison
关于这个案例的介绍，我还是以为苏力在《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一书中介绍的最为深刻。有兴趣可以一读。

案例教学在美国一直是重头戏，而这些案件，可以说是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石，里面闪耀着法官与律师们的智慧，维持着整个国家的框架。难怪托克维尔说：“美国的贵族是从事法律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上的那些人。”

From http://shiyuhang.org/blog/

1.这些文件是否已有人翻译并公开发表过？

2.多年未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知当时翻译是否准确？

当时翻译的文件包括：

1.修改美国法典第17编，对特定信息汇编予以保护的法案（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制订）内容为：在美国法典第17编最后增加一章即第14章(CHAPTER 14--COLLECTIONS OF INFORMTION）未找到当时的翻译依据文本。 

2.加纳共和国有关保护数据库的情况（INFORMATION FROM THE REPUBLIC OF GHANA ON THE PROTECTION OF DATABASES）（日期即其他背景资料不详，应该是以下译文中提到的资料：1、文件SCCR/1/INF/3的附件包含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应附件第一自然段提到的邀请提供的资料。）

3.非洲圆桌会议报告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Third Session

Geneva, November 16 to 20, 1999 

AGENDA ITEM 4: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REPORT OF THE REGIONAL ROUNDTABLE FOR AFRICAN COUNTRIES ON THE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AND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HELD IN COTONOU, FROM JUNE 22 TO 24,1999

submitted on behalf of Benin, Burkina Faso, Cameroon, Ghana, Guinea, Kenya, Malawi,

Mali, Mauritius, Niger, Nigeria, South Africa, Togo and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Received on July 15, 1999.

以及4.准备给杂志这个翻译件

（当时的工作文件，翻译的目的是为修订中国的知识产权法提供参考资料，态度应该没有做学术研究认真，所以文本还须推敲完善。）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日 内 瓦

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日内瓦，1998年11月2－10日

议程5：数据库的保护

文件SCCR/1/INF/3的附件：世界出版者版权理事会（IPCC）

提供的资料

国际局制作的备忘录

1、文件SCCR/1/INF/3的附件包含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应附件第一自然段提到的邀请提供的资料。

2、国际局还收到了世界出版者版权理事会提供的资料，这些资料包含在本文的附件中。 

附件：

世界出版者版权理事会（IPCC）提供的资料

目         录

特别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和理由.... 3

特别保护制度的可能选择.... 3

特别保护制度的性质和范围.... 5

特别保护制度对数据库使用的影响.... 5

保护制度的要素.... 7

保护的主要问题和标准... 7

权利人... 7

授予的权利... 7

例外... 8

保护的期限... 9

国民待遇... 9

适用的时限... 9

权利的行使与侵权.... 9

由世界出版者版权理事会代表信息处理协会（IPA）和STM起草的本备忘录回答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数据库知识产权问题的问卷中的六个主要问题，以及其他引起尖锐争议的个别问题。由于在个别问题上存在大量重复之处，考虑到表述清楚的需要，本文采用叙述的方式。

                             特别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和理由      

潜在的“全球信息社会”的建成有赖于为成员国保护数据库的立法提供一把“伞”的一项WIPO国际条约。无疑，各成员国的立法必须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在欧盟特别权利和美国《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HR2652）中对盗用方式的表述之间应该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数据库是建立全球信息社会的关键，这是在数据库的特别保护制度问题上签订一项国际条约的主要原因。在没有对数据库特别保护的情况下建立全球性娱乐社会是很容易的。但是，将各种信息――科学的、技术的、职业的、金融的、商业的等－－输入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全球的信息服务体系是建立全球信息社会之必需，而信息数据库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

Reinbothe 博士曾率领欧共体委员会代表团，参加了1997年9月17日至1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数据库问题的信息会议，我们赞成并采用他的如下论述：

“不仅新科技的应用引起了数据库所能推动的在规模和使用方面的革命，而且这些应用正处于在很大程度上以数据库为资源支撑的互联网的源头，正如它依赖于软件和通信技术在网络及信息社会相关基础设施中的运作。因此，数据库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最后，正如其他电子资料一样，仅须轻轻触动一下键盘，就能将它们复制并传送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数据库是我们每个人都想从中获益的信息社会的基础和起源，但它们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因此，有必要建立数据库的全球安全保护。

特别保护制度的可能选择

最具共性的保护是普通法系国家用著作权法对数据库的保护。而且的确LTK数据库产业在欧盟范围内的优势地位应归功于英国判例法对投资的保护，这些判例法即众所周知的“技巧、判断或劳动”，只要求低水平的创意。整个欧盟在数据库指令中采用了较高水平的“作者自己的智力创造”的判断标准后，这种保护显得弱了很多。这种不力的版权保护的不确定性，及其确定性即由计算机辅助或计算机直接产生的数据库将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要求，意味着有必要建立其他保护制度。

出版者在版权及相邻权方面的主要利益是贸易的安全和真实性，它们会用前一个标准（贸易的安全性）来评价任何新的保护制度。“这种首创能提高贸易的安全性，保证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会被他人不受任何处罚地盗用，从而使我们能放心地投资吗？”同样，出版者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声誉。例如美国医药协会最近介绍，为获得保险公司和其他健康保障组织的信赖，他们在确认协会医师目录中所列医师的资格证书和许可证明方面是如何的努力。数据库的生产者花费大量投资，仔细验证材料的真实性，生产出高质量的数据库产品，并在产品上注明自己的名称或姓名作为其质量的保证。

美国1991年终止了根据“额头出汗”原则对数据库进行版权保护的费斯特案判决结果，导致了很长一段时期内数据库保护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和矛盾。第十一巡回法院在Warren一案的判决（1997年）中拒绝为光缆通信系统的精选数据提供版权保护，就是一个例证。在加拿大，联邦上诉法院（“版权法英文版本中‘版权’一词的用法模糊了该法保护的应是‘作者的权利(le droit d’auteur)’的事实”）拒绝为电话号码黄页提供版权保护（1977年电话号码薄公司诉美国商业信息公司案）。

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版权法不是一项可以接受的保护制度，而且它在数据编辑问题上的缺陷直接导致了特别保护制度/盗用行为的产生。

有趣的是，特别权利保护制度描述的演绎（推理）的中的在先财产权，起源于将此项权利视为据反不正当竞争的一项特别规则应有的权利的论述。欧洲多年来在欧洲存在有关该种权利的激烈争论的这种权利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说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数据库的保护是不充分的。用欧盟？？(EU DG XV)一位会员在一篇关于1995年欧盟部长理会议达成的共同立场的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In the words of a member of EU DG XV in an article on the common position reached by the EU Council of Ministers in 1995,特别权利是“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救济完全无关”的一种财产权，“因为它不制裁随后的行为，也因为它提供一段时间的保护”。

最后，特别权利是可以买卖的（见欧盟数据库指令第7条第3款）。正如书籍出版者已经在版权财产权理论的基础上对许可制度作了详尽的阐述精心的设计，数据库发行者出版者和生产者能够将信息“切片和切块”，制作成数据包，然后在特别保护制度中财产权的基础上精心设计详尽阐述它们的销售和（或者）许可系统。

特别保护制度的性质和范围

引进与版权相关的有争议的概念过程中，一些人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影响了对特别权利的讨论。这种思维习惯的确反映在“对于只有投资而无智力创造的东西能称之为知识产权吗？”这个问题中。特别权利不是知识产权，它可以被描述为邻接权的邻接权，但是用版权理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保护的客体、保护的范围或者限制与例外的范围，是无益的并且会导致混乱。

世界出版者版权理事会主张建立一把大“伞”的方式来解决数据库的保护问题，由WIPO界定保护的客体（欧盟数据库指令第1条第2款和美国《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第1201条对数据库的定义已经有了一些趋同）、最低限额的投资（在欧盟数据库指令中，不仅仅限于金钱的投资，还包括时间、辛苦和精力的花费）、应该禁止的行为（欧盟模式中包括摘录和再利用）以及限制和例外的情况（另见以下“特别保护制度的要素”部分）。

特别保护制度对数据库使用的影响

如果有特别保护制度为数据库发行者（生产者）提供贸易安全的保障，这样的一项国际条约将会大大促进各种数据库的开发与使用许可。倘若这种保护不会限制对信息的使用的话，正好相反，它将通过许可制度，使更多的信息能为公众知晓和获得。

最近由美国出版者协会提供的一篇题为“合同许可、技术措施与版权法”的文章中，对许可制度的重要性作了如下论述：

“通过合同许可，出版者们可以根据不同用户产品的性质和特殊需要，精心地量体裁衣，向其提供信息或信息的访问途径。许多事例表明，这种灵活性使信息能更广泛地为公众获得，或者使特定的用户能以低得多的价格获得信息，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出版者可以通过调整价格和其他有关信息使用的条款将商业用户和非营利性用户分别开来。增值型的大数据包和满足最低需要的小信息包可以分别制作，分别定价，提供给大大小小的用户、企业、教育研究机构以及图书馆。因为用户根据其访问和使用的类型和数量支付费用，所以高质量的信息产品和服务能提供给万一支付不起使用费的用户。这样，例如，作为支付了适当的使用费并同意许可合同标准的条款的单个用户，以及个人投资者，都可以获得基于谈判形成的、但是代价大得多且条款复杂得多的许可合同提供给商业投资公司的同一信息的使用许可。”

上述例子中，单个用户能通过许可合同的形式，获得与商业投资者同样价值的信息，说明提供保护不是限制了对信息的使用，而是使不能支付使用费的用户更容易获得。

在1997年9月WIPO信息会议上，ICSU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和WMO世界气象组织的代表表示了他们的担心：商业数据的制作者们也许会将科学信息“锁起来”，以致在合作而非竞争精神基础上的数据的自由交流advance to the enormous damage of that advance 将会背离公众的利益，受到严重的限制。世界出版者版权理事会再次用Reinbothe博士的话回答了这些担心      ：

“代表团强调了三点：第一，这些担心关注的是个体在数据库的开发和商业化中的行为。只要是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向公众、并可能是免费地提供信息的使用权，不管来源如何，欧共体及其成员国提议的规则对其均不予以限制。例如，气象信息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收集起来，公共利益和人类生命安全，航海、航空安全等等都要求这类信息的自由交流、处理和使用。在这个例子中，欧共体及其成员国的提议决不会减少这些公共利益的目的和相关的自由。然而，他们不禁止个体独立地收集、处理和买卖同样的信息，也许附加上其他信息，或者为了其他目的对信息作特殊的处理，例如，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公共利益目的之外，保险公司为风险评估的目的使用。正是这类行为，例如为评估风险等诸如此类的目的，才具有特有的商业的前后联系，才在操作中需要耗费时间和劳动，才只能在商业市场中运作。第二，对数据库的保护只是为了禁止未经授权，摘录或使用数据库的全部或实质性部分的行为，数据库中的任何单项数据、信息或者作品、表音符号或固定的操作程式本身，根据欧共体数据库指令或者欧共体在in the WIPO context所提的建议，是不能获得保护的。第三，对于教学、科学研究、公共安全或者司法审判以及政府目的等的使用，毫无疑问是要有例外规定的。”

重要的是把在编辑“公共”信息中的投资与信息的一般可获得性二者区别开来。美国《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第1203条(b)款陈述了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本章不限制任何人独立地收集、摘录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通过摘录他人投资了大量金钱或其他资源而收集、组织、维护的信息汇编而获得的信息。”

保护制度的要素

保护的主要问题和标准

大体参照“性质和范围”部分的阐述。在这里，用版权理论的眼光来看待特别权利的倾向又显示出来了。例如有人问：“给数据库下的这个定义和特别保护的客体包括原创的和非原创的数据库吗？”。特别权利与创意无关，明确地讲，它就是一种与投资相关的权利。

试图在国际条约的级别上用法律的语言来限定修饰语的含义，如与投资相关的“实质性的（substantial）”，与摘录相关的“非实质性的（insubstantial）”等，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什么意义。从长远的观点考虑司法解释不失为一种更好的程序。因此，在英国，版权法对创意或实质性均未给出定义，但是，多年来在案件的审判中对影响利益各方的立法的含义，都作出了充分的保证。诚然，“多年来”可以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数十年。但是，总之，在我们正在跨入的数字世界里，诉讼程序更偏好那些非常具有破坏性、过分限制的语言。

权利人

“数据库的制作人”作为权利人，也许只能按照用于定义“制作”的定义投资的标准来限定。欧盟数据库指令第7章第1款要求在数据库“信息内容的获得、确认表达”方面有实质性的投资。如果发行者（生产者）不能证明其在这三种活动中实施了实质性的投资，那么按照指令的立法意图他就不能算是充分的（十足的）“制作人”。

授予的权利

关于实质性（非实质性）的定义参见“保护制度的要素”。

在欧盟数据库指令第7条第1款中，制作人的权利被界定为“防止摘录和再利用从质量和（或）数量上讲数据库内容的全部或实质性部分”。

指令第7条第2款对“摘录”（第7条第2款(a)项）和“再使用”（第7条第2款(b)项）两个概念用很常见的语言作了定义，在此不再引述。美国《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第1202节以“禁止盗用”作为开端，也许我们不太熟悉，值得据其目前版本引述如下：

“摘录或者为商业目的使用他人投资大量金钱或其他资源而收集、编排、维护的信息汇编从质量和（或）数量上内容的全部或实质部分，以致对该他人及其权利继承人的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造成损害的人，应就包含该部分信息汇编、并由该他人或其权益继承人销售或为其他商业目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对该他人及其权益继承人承担1206节规定的经济赔偿责任。”

美国《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它直接借鉴防止有关商业盗用保护的规定，（以商业目的为标准，对“禁止盗用”的含义）作出明确的界定，而防止有关商业盗用的保护又是以根据宪法中商业条款制定的法令为基础的。然而，委员会在议案报告中指出，未经授权对数据库甚至是为非商业目的的使用，也可能会为该法案所禁止。

“…摘录行为本身即使是非商业的和为个人目的的，也可能要受本法案的禁止，以此防止有意购买的市场主体不经授权和付费，只是简单地下载信息汇编供自己使用，从而保护信息市场不受此种行为的损害。”

美国《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为类似这样的行为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即为非营利的教育、科学、研究之目的，且以不损害信息产品或服务的现实及潜在市场的方式去使用、摘录信息的行为（第1203条 (d)款）；该法案明确将政府数据排除在保护之外（第1204条），而且，允许“任何人”仅为核实自己收集、组织或维护的信息的准确性之目的使用他人数据库（第1203条(c)款）。

“授予复制权还不够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是：不够，倘若制订WIPO版权条约时，在这个远较伯尔尼公约（Art. 9(1)）的语言生僻的概念上争论不出结果的话。

例外

“应该为发展中国家规定特殊的例外吗？”回答仍是：不。新技术最令人激动的特点就是，它允许发展中国家跨越目前通信的模拟信息形式而瞬间进入数字化信息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就有很内行的计算机相关技术。不难预测，在这样的国家中，未来各行业对数据库开发和通信的投资（将是可观的）。这些行业并不会从中受益，用国际认可的权利例外来为其国内立法，

大体上，例外问题的确值得再次讨论。欧盟数据库指令第9条给出了狭义的观点，并含有一些不确定性，例如，什么是(b)款所说的“说明的目的”？正如Bernt Hugenholtz教授指出的：“显然，欧洲的立法充分考虑了用户对数据库非实质性部分摘录、再使用的自由。”

确有可能，“伞”WIPO条约在例外问题上的表述会要求欧盟自己重新审视指令，作为对16条第3款规定的特别权利进行检查的一部分。

保护的期限

欧盟指令以北欧语言“目录权利”开头，规定了10至15年并可以续展的保护期。其中“续展”的概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不再赘述，世界出版者版权理事会对这些条款也没有争议。美国美国《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首创的保护期为15年，自实施投资的时间其计算。

国民待遇

有关国民待遇问题的规定将与WIPO条约的条款保持一致。

适用的时限

特别保护制度应尽快实施，特别是考虑到各国对欧盟指令实施后生产的数据库。

权利的行使与侵权

特别权利将成为数据库在线服务或非在线销售、许可及出租的经济根据（基础）。

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都可以适用于数据库的侵权行为。美国《信息汇编反盗版法案》第1206条和第1207条对民事和刑事救济作了一些有意思的限定。

对“将确定几种侵权的形式？”这一问题，唯一现实的回答是“很难说”。然而，独特的标志，例如目前正集中研究的数字客体标志 (DOI) 和电子版权管理系统(ECMS)将提供界定未经授权的使用的方法。

原文件：

SCCR/1/INF/3 Add.

ORIGINAL: English

DATE: July 8,1998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CIENEVA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First Session

Geneva, November 2 to 10, 1998

AGENDA ITEM 5: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ADDENDUM TO DOCUMENT SCCR/1/INF/3: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PYRIGHT COUNCIL (IPCC)

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SSCR/1/INF/3 Add.

page 2

1 . The Annex to document SCCR/1/INF/3 contains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intergovermental and non-govemmental organizations to the invitation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 of the document.

2.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has also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pyright Council (IPCC).  This information is included in the Annex to the present document.

[Annex follows]

SCCR/1/INF/3 Add.

ANNEX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TIHE INTERNATIONAL PUBLISBERS

COPYRIGHT COUNCIL (IPCC)

This memorandum by IPCC on behalf of IPA and STM responds to the main six headings [of the WIPO questionnair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databases], and to the thrust of the individual questions raised.  There is, however, considerable overlap in the individual questions (hardly surprising)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clarity, this response is in narrative form.

NEED FOR AND JUSTIFICATION OF A SUI GENERTS SYSTEM OF PRO''''''''''''''''''''''''''''''''''''''''''''''''''''''''''''''''IECTION

The potential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depends on a WIPO International Treaty which will provide an "umbrella" for national Member States'''''''''''''''''''''''''''''''''''''''''''''''''''''''''''''''' legisl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databases.  Clearly, those legislations will need to be substantially equivalent, and in particular,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re needs to be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EU sui generis right and the current formulations in the USA of a misappropriation approach as in the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Antipiracy Act (HR 2652).

The central justification for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the sui generis system of protection for databases is that databases are central to establishing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It may well be that a Global Entertainment Society can be established without sui generis protection for databases, but information databases lie at the heart of the entry of information of all kinds-scientific, technical, professional, financial, business, etc.-into the system of services which is sent round the world by the Internet.

We approve and adopt the following extract from the intervention of Dr. Reinbothe, leading the Delegat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t the WIPO Information Meeting on Databases, on September 17 to 19, 1997:

"Not only had new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produced a revolution in the size and uses to which databases could be put, but those applications were at the very source of the Internet itself, which depended in large part on the databases which fed the system, just as it depended on the software and th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which operated in the Internet and which operated related infrastructure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refore, databases played a central role.  Their economic importance was steadily increasing.  Third, and finally, just like any other electronic material, they were susceptible to being duplicated and transmitted anywhere in the world at the touch of a button.  Databases were at the essence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which all wanted to benefit.  They we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his raised the need to secure protection worldwide."

POSSEBLE ALTERNATIVES FOR A SUI GENERIS SYSTEM

The most common protection has in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 lain in copyright.  And, inde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LTK database industry inside the EU has been due to the protection for investment provided by the low-level of originality required by UK case law known as "skill, judgment or labor." That protection has become notably thinner” through the adoption throughout the EU of the higher-level test of "the author''''''''''''''''''''''''''''''''''''''''''''''''''''''''''''''''s own intellectual creation," in the Database Directive.  Both the uncertainty of this thi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the certainty that computer-assisted and indeed computer-generated databases will not pass the copyright test mean that an alternative form of protection is needed.

The main interests which publishers have in copyright and neighboring rights are security of trading and authenticity.  They will measure any initiative against the first yardstick-''''''''''''''''''''''''''''''''''''''''''''''''''''''''''''''''will this initiative promote security of trading, so that we can invest with confidence that our products or services are not pirated with impunity?" Equally, publishers are deeply concerned with their own reputations.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has recently explained how much effort they put into validating the certification and licensing of information on physicians in their directory so that it can be relied upon by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hospitals and other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Database producers invest in quality products with careful validation and put their names on them as a level of insurance to the customer.

The Feist decision which ended "sweat of the brow" protection in copyright in the USA in 1991 has introduced a long period of uncertainty and inconsistency which is exemplified in the decision of the Eleventh Circuit in Warren (1 997) denying copyright protection to a uniquely defined selection of cable systems.  In Canada a distinctly Gallic decision of the Federal Court of Appeals (the use of the word copyright 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ct has obscured the fact that what the Act seeks to protect is le droit d''''''''''''''''''''''''''''''''''''''''''''''''''''''''''''''''auteur ) denied protection in copyright to a Yellow Page Directory (Tele-Direct v. American Business Information 1997).

The conclusion must be not only that copyright is not an acceptable alternative system, but that its very failings in respect of compilations of data have led directly to the sui generis/misappropriation initiatives.

The a priori economic right which the sui generis right represents was developed, interestingly, out of a first formulation which conceived the right as a special rule of unfair competition.  That the right was, in years of intense debate in Europe, so developed indicates clearly that unfair competition is not a sufficient protection.  In the words of a member of EU DG XV in an article on the common position reached by the EU Council of Ministers in 1995, the sui generis right is an economic right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unfair competition remedies because it does not sanction behavior a posteriors and because it provides for a term of protection."

Finally, the sui generis right is tradable [see EU Directive, Art. 7(3)].  Just as book publishers have elaborated licensing systems on the basis of the economic right of copyright, so database publishers and producers will be able to "slice and dice" information into new packets of data and then elaborate systems of sale and/or license of them on the basis of the economic right of sui generis protection.

NATURE AND EXTENT OF A POSSIBLE SUI GENERIS SYSTEM OF PROTECTION

Discussion of the sui generis right is bedevilled by the ingrained habit of some commentators in importing into the debate concepts relevant to copyright.  That habit is indeed reflected in the individual question "Is it justified to speak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ases where there is no intellectual creation but only investment?" The sui generis right is not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t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neighboring to a neighboring right, but it is not helpful and indeed confusing to view the object of protection,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r the scope of limitations/exceptions through copyright spectacles.

IPCC would support a broad "umbrella" approach by WIPO to defining the object of protection (there is already some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EU Directive''''''''''''''''''''''''''''''''''''''''''''''''''''''''''''''''s definition at Art. 1.2 and the definition at Sec. 1201 of HR 2652 in the USA), the minimal threshold of investment (not limited to deployment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n the EU Directive, but including the expenditure of time, effort and energy), the acts protected against (extraction and re-utilization in the EU model) and limitations/exception (see also MAIN ELEMENTS below).

THE IMPACT OF A POSSIBLE SUI GENERJS SYSTEM ON THE ACCESS TO

DATABASES

Given the security of trading offered to database publishers/producers by the sui generis right,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will promote very strongly the creation and licensing of information databases of all kinds.  Providing protection will not restrict access-on the contrary it will enable, through licensing systems, more information to become available.

The importance of licensing systems has been stressed in a recent paper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PP) entitled "Contractual Licensing, Technological Measures, and Copyright Law:"

"Through contractual licensing, publishers are abl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access to specific classes of users, in ways that are carefully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nature of the product and needs of the users.  This flexibility, in many instances, can have the effect of making information more widely available, or available to certain users at significantly lower cost.  Examples are myriad.  Publishers can adjust prices and other terms of availability to distinguish among commercial and non-profit users.  Different packages of value-added features and minimum needs can be created and separately priced to accommodate larger and smaller users, corporation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libraries.  Since users pay for the type and amount of access and use they need, high-quality inform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 can be made available to users who could not otherwise afford them.  Thus, for example, as a single user paying a modest cost and agreeing to the terms of a standard for license agreement, and individual investor can be given access to the same information that is provided to a commercial investment firm under the terms of a negotiated but much more costly and complex license agreement."

The example, in the last sentence quoted above, of the single user with the form license getting the same high value information as the commercial investment firm underscores the point that providing protection does not restrict access but makes it more available to some who would not otherwise be able to afford i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ICSU and of WMO expressed, on the contrary, at the WIPO Information Meeting of September 1997 their concerns that commercial database makers might "lock up"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free exchange of data in a cooperative not a competitive spirit which characterizes scientific advance could, to the enormous damage of that advance, be, contrary to the public interest, severely restricted.  Again, IPCC responds to these concerns in the words of Dr. Reinbothe, leading the Delegat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 its intervention at the WIPO Information Meeting:

"The Delegation stressed particularly three points.  First, what was concerned was the private sector activit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databases for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Where public interest requirements applied to provide for the public, and possibly free,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from whatever sources, the rules which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proposed would not inhibit such use.  As an example, where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by certain mea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safety of human life, shipping and aviation security, etc., dictated the free exchange, processing and use of such information, in such a case, the propos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Member States would in no way detract from those public interest goals and associated freedoms.  However, that did not prevent a private operator from separately collecting, processing and marketing the same information, perhaps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dded, or special processing done to produce specific results for other purposes, for example, use by insurance companies for risk assessment purposes, in addition to the public interest tasks already mentioned.  It was that latter activity, for example, risk assessment purposes and so on, which had an exclusively commercial context, which involved time and effort in its operation and which could only operate in a commercial market.  Second, protection was only sought against the unauthorized extraction or re-use of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database, and none of the individual items of data, information or works, phonograms or fixed performances stored in a database could in themselves obtain protection under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irective or under the proposal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ad made in the WIPO context. Third, exceptions undoubtedly had to be provided in relation to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c security or judicial and government purposes."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 in the compilation of "Public" information and the general availability of that information.  Sec. 1203(b) of HR 2652 states what should be obvious:

4      Nothing in this chapter shall restrict any person from independently gathering information or using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means other than extracting it from a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gathered, organized or maintained by another person through the investment of substantial monetary or other resources."

MAIN ELEMENTS OF A PROTECTION SYSTEM

Subiect matter and criteria of protection

See in general under NATURE AND EXTENT above.  Here, again, the tendency to view the sui generis right through copyright spectacles is seen in e.g. the question "Should such a definition [of database] and thus the sui generis protection extend to both original and non-original databases?" A sui generis righ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riginality: it is to do, quite explicitly, with investment.

It will be neither possible nor helpful to attempt, at international treaty level, to pin down in statutory language the meaning of qualifying language such as "substantial" in relation to investment, or "insubstantial" in relation to extraction.  In the long ter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s a safer procedure.  Thus, in the UK, the Copyright Acts contain no definitions of either originality or substantiality, but cases decided over time have given considerable security of meaning to interested parties.  Admittedly "over time" can mea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years or even decades, but the procedure is, on balance, preferable to what may be very damaging over-restrictive languag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re only just entering.

Right holders

The "maker of the database" as the right holder can, perhaps, only be defined by the criteria for investment which define the making.  Art. 7.1 of the EU Directive requires a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either the obtaining, verification or present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database.  If a publisher/producer cannot demonstrate a substantiality of investment in these three activities, then he is not a sufficient "maker"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irective.

Rights to be granted

As to the definition of substantial/insubstantial see MAIN ELEMENTS above.

In the EU Directive the right of the maker is set out at Art. 7.1 as the right "to prevent extraction and or re-utilization of the whole or of a substantial part,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and/or quantitatively, of the contents of that database."

Art. 7.2 then defines "extraction'''''''''''''''''''''''''''''''''''''''''''''''''''''''''''''''' (Art. 7.2(a)) and "re-utilization'''''''''''''''''''''''''''''''''''''''''''''''''''''''''''''''' (Art. 7.2(b)) in terms so familiar as not requiring repetition here.  The provision of Sec. 1202 headed "Prohibition against Misappropriation" of HR 2652 is, perhaps, not so familiar and is, therefore, worth repeating here in its present version:

"Any person who extracts, or uses in commerce, all or a substantial part, measured either quantitatively or qualitatively, of a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gathered, organized, or maintained by another person through the investment of substantial monetary or other resources, so as to cause harm to the actual or potential market of that other person, or a successor in interest of that other person, for a product or service that incorporates that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is offered or intended to be offered for sale or otherwise in commerce by that other person, or a successor in interest of that person, shall be liable to that person or successor in interest for the remedies set forth in section 1206."

One interesting feature of the approach of HR 2652 is the explicit marking out of protection as relating to commercial misappropriation, due to the grounding of the statute in the Commerce Clause of the Constitution.  However, the Committee Report on the bill notes that unauthorized extraction from a database even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could fall withi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bill.

"... the act of extraction itself could fall withi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bill even if it is non-commercial and private, in order to safeguard against the destruction of a market from the members of the intended market simply downloading a collection for their own use without authorization or payment."

There are important safeguards in HR 2652, e.g. for extracting or use of information for non-profit educational, scientific, or research purposes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harm the actual or potential market for the product or service [Sec. 1203 (d)l.  Government data is expressly excluded from protection at Sec. 1204.  Further, Sec. 1203(c) allows "any person" to make use of a database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gathered, organized, or maintained by that person.

To the specific question "Is it not sufficient to grant a right of reproduction?" the answer must be that it is not, given the failure of the WIPO Copyright Treaty to grapple with this issue beyond the very general language of Berne, Art. 9(1).

Exceptions

To answer the specific last question first "Should there be specific excep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answer is NO.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features of new technology is that it may allow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y-pass some present analogu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and enter at once into the digital channel.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e.g. India, have very expert computer-related skills, and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orecast for the new future investment by industries in such countries in database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t will be no service to such industries to have their own national laws riddled by internationally approved exceptions to rights.

In general, the issue of exceptions does need revisiting.  Art. 9 of the EU Directive combines a narrow view with some uncertainties of meaning (e.g. what are "the purposes of illustration" in Art. 9(b)?).  As Professor Bernt Hugenholtz has suggested--''''''''''''''''''''''''''''''''''''''''''''''''''''''''''''''''Apparently, the users'''''''''''''''''''''''''''''''''''''''''''''''''''''''''''''''' freedom to extract or re-utilize insubstantial parts of the database was considered, by the European legislation, to be sufficient."

It may, indeed, be possible that "umbrella" WIPO Treaty language on exceptions might require the EU itself to revisit the Directive, possibly as part of the examination of the sui generis right built into the Directive at Art. 16.3.

Duration of Protection

The EU Directive started with the Scandinavian "catalogue right'''''''''''''''''''''''''''''''''''''''''''''''''''''''''''''''' period of 1 0 years, and ended with 15 years renewable.  The terms for renewal for the EU rights are sufficiently familiar not to need repeating here.  IPCC has no quarrel with those terms.  Under the US initiative at HR 2652 protection for a period of 15 years is provided from the time of the investment.

National treatment

It effect, through adherence in equivalent terms to a WIPO Treaty.

Application in time

Shortly, YES, especially databases created under national implementations of the EU Directive.

EXERCISE AND INFRINGEMENT OF RIGHTS

The sui generis right will become the economic basis of licensing of databases as services on-line, and sale or licensing/rental of databases off-line.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law sanctions should be available against infringement.  HR 2652 has at Secs. 1206 & 1207 some interesting limitations on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remedies.

The only realistic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may infringements be identified?" is, as with copyright infringements, "with difficulty"!  However the work on unique identifiers e.g. the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and Electronic Copyright Management Systems (ECMS) currently being intensively developed may provide means of identifying unauthorized uses.

[End of Annex and of document]

说实话，我来雅典时间虽然很短，但也注意到露珠儿君和追真求恒君应是雅典比较活跃的会员，参与度非常高，并且我也多次与两位就某些问题有过回应，特别是还向露珠儿君就某些问题请教过，一直都还非常愉快，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孰料因为参与了一剪梅先生“转：校友牟新生批政界歪风”一文的某些争论，表达了个人的一些可能与追真求恒君相左的观点，竟惹得追真求恒君指谓我“你应该指责自己，了却你的′怕怕′心理”和“你不能把你这愿望，通过指责我来完成”的指责，并暗示我是“那种文人”。

这里我也不想做什么辩驳，更何况我误以为这一切都还是缘于误会，并非不可调和。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及所争论的“什么是真话”的问题的重要性（我一直以为当下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就是“常识”与“真话”），我将争论的文字整理于此，独立成一小文，目的是表达对于参与者的敬意，而非诋毁。

（露珠儿）评论：

大家都起来讲真话，如同那【皇帝的新衣】的孩子！孩子没有大人思想观念复杂，一是一，二是二！谢谢老师的转载。这就是【皇帝的新衣】为什么是孩子出来说了真相，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说【大人】出来讲真话。

一剪梅评论：

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

杰瑞回应：

看样子，说真话是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

柔情判官评论：

谢老师说到点子上了，一般来说批判会赢得更多的掌声，其实批判的内容未必都是客观的，但它与支持者的某种倾向或者意愿形成某方面的共鸣。

一剪梅回应：

人总要说话，分清这些标准，说出来的才可能是“真话”。

追真求恒评论：

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根据上逻辑，发明了“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的世界名言。

新月 回应：
    呵呵，根据追真求恒的逻辑。美国刮起了轰轰烈烈的麦卡锡主义，创造连自己居功甚伟的核物理专家都送上电椅的奇景。 

一剪梅 回应：
    我不相信追真求恒说过1000遍谎言，不过说说他说过500遍，一剪梅完全相信。“‘真相’尚未成功，‘追真’‘恒持’努力”！呵呵。

追真求恒 评论：

我不相信追真求恒说过1000遍谎言，不过说说他说过500遍，一剪梅完全相信。

——说的真好呀，验证了那个萨达姆的宣传部长就是这样要诞生在雅典学园了。因为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毕竟年代长了些，说上话的学者学起来有些功力不足

新月 回应：
    围观文痞  

追真求恒 回应：
    你这白痴，以为我是你的同类？

一剪梅 回应：
    追真，从你这里的逻辑清晰、想象丰富，就知道你赢官司是没商量的。好好再说三年假话吧，那时候你的官司就可能成“真相”了。就一定能“赢”了。

追真求恒 回应：
    呵呵， 一剪梅你的官幸亏混的不大，但还是只能混出个昏官来，你能指出具体的我哪里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了？就是这句也不对“就知道你输官司是没商量的”，我的官司现在已经胜了，你还以为有你们这批精英太监作恶，中国就没有民主、法治的希望了？太自不量力了。

一剪梅 回应：
    追真，你的科研确实搞的不差，企业确实搞的不赖，可惜，就是假话还少说了一些，继续说吧，还能赢更多的官司。啊……

一剪梅 回应：
    你这位“大众”主动上门和我打交道已经三年之久了，如果你不怕麻烦，请把你留在我网页上的的所有高见全部摘抄出来，发表吧？但今天之后，请你好好到别处去伸冤，你太高明了，我这里庙太小。请好自为之。 

桃李江湖（Gulliver） 回应：
    追真求恒先生：
    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根据上逻辑，发明了“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的世界名言。（引述的追真求恒先生的话）
    ——说实话，我不太懂你说这些话的逻辑。这又怎么和希特勒联系的上？我个人觉得一剪梅老师这里的发言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这样的评论是不是过了？因为你的这句话的含义虽然非常明显，但是和一剪梅老师的话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所以，我个人非常不赞同你这样的表达。
    其实，“什么是真话”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一剪梅老师这里的反问也确实值得深思。所以建议你仔细琢磨琢磨，不要被偏见左右了自己的判断。

这里我想说的是：真话应该是自己想说的话，是自己就这么认为的，且是从自己内心涌出来的，不为别人和外力所左右；它与“真相”和“正确与否”没有必然联系。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说“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主张是对的”，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见解是反人类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就因此判断说这不是真话，只要这个人确实是如此认为的，就不能否定“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主张是对的”是真话。

当然，我们可以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理解“什么是真话”：也许“真话”的本质含义更倾向于“某种确定语境下的一种知行合一”。这里也举例来说，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为例，1953年，他公开批评政府，“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艰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这种批评引发了最高领袖的暴怒，而梁漱溟不为所动。到了“批林批孔”时期，他又坚持己见，不参与这种运动，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现代儒者那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傲骨。

追真求恒 评论：

桃李江湖先生：你的评说针对我明显出现了两个错误，

1，和一剪梅老师的话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2，不要被偏见左右了自己的判断？

那么你对我的这指责，说明了你自己和一剪梅的那一场争论才有这毛病。你应该指责自己，了却你的“怕怕”心理。你不能把你这愿望，通过指责我来完成。我不是你那种文人。鄙人没有“怕怕”这毛病。

一剪梅先生是针对（露珠儿）的评论： 大家都起来讲真话，如同那【皇帝的新衣】的孩子！孩子没有大人思想观念复杂，一是一，二是二！谢谢老师的转载。这就是【皇帝的新衣】为什么是孩子出来说了真相，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说【大人】出来讲真话。

一剪梅给予了这样的评论，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

暗喻（露珠儿）评论是喊口号，这公平吗？才有了我的评论。你善意的评论一剪梅文章，他说你喊口号，你以为公平是你的事，但你不能说我没逻辑。一剪梅先生凭空能说我已经讲了500句的谎言，你没看到？难道是我被偏见左右了自己的判断？还是杰瑞先生说得好，看样子，说真话是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你和一剪梅先生去精心研究说真话的学术问题吧，鄙人没工夫陪你们这两位学者研究。

（露珠儿） 回应：

追真求恒老师好！因为我的留言牵涉了你，我很难过，您的冤情也因此受到嘲笑，在伤口撒盐......老师，不要留言了，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想来留言了！........  

桃李江湖（Gulliver） 回应：
    露珠儿，您误会了。 

桃李江湖（Gulliver） 回应：
    追真求恒兄：可能你有所误会，我的发言针对的你下边的这句话——
    
    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根据上逻辑，发明了“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的世界名言。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你是误读了，所以才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另外，我不认为一剪梅回复露珠儿的话语有何不妥或恶意。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认识。

另外，我想你所谓的“怕怕”心理，我只是想说：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依然认为：对长者予以尊重和“怕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其实，这里的一切误会，我认为关键在于你之暗喻一剪梅为“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那个所谓的“新月”的“围观文痞”以及什么“精英太监”的说辞，这是引起下面不愉快的根源。我想当然的认为你们陷入了纯粹的意气之争。一是一，二是二，我们还是不要任意的将一些正常话语予以无限制的引申，这可能是导致争论偏离各自的主旨的原由所在。

试想一下：如果别人说你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精英太监”，你会是什么想法？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必须首先得实证说明别人是怎么做“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的？哪些行为和“精英太监”挂上了钩。倘若你真能实例证明，那么我会很佩服你，佩服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反之，你该作何说辞？！

也许我的话听起来刺耳，甚或你也可以认为是“怕怕”策略下的“文人”（你看，你已经把新月给我安的帽子又重新给我带了回来）说辞，这我也尊重；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的心是好的。谢谢！

     引文：柔情判官2010-02-27发表的一个帖子，引来法天下很多博友评论，看了Protagoras  老师的观点，有点不同意见，本来是想在该帖子下面直接回应，不料回复有字数限制，只好以日志的形式予以回应。柔情判官帖子内容引述如下：某男之妻不能生育，为传宗接代该男子盯上邻家女孩（20岁），某日将该女子骗到自己家中，以枪相威胁，用事先准备的注射器将精液通过阴道注入该女体内，后该女怀孕，问本案如何定性？

      一般人的认识里，针头注射和强奸是有明显区别的，两者对被害人的伤害是否一样也值得怀疑，个人觉得强奸对被害人的身心伤害更大，罪行更为严重，尽管protagoras使用了诸如立法意图、目的解释、扩张性解释等精妙理论来说明推定强奸的合理性，但该主张不符合一般人的认识，有加重刑罚的嫌疑。另外，我认为针头注射的行为符合也没有超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虽然该罪名不能囊括被害人被强迫怀孕这一后果，但我认为具有犯罪性的是该行为，而不是被害人怀孕了这一结果，基于此，我倾向于本案定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五年以下的刑罚对此类行为来说，也是适当的，既没加重也没轻纵。值得说明的是，若此类行为对被害人的身体造成损害的，可以实行数罪并罚，以严惩Protagoras 担心的如此判决可能引发的更为恶劣的行为。
   本案另外一个法律难点是，能否把被害人怀孕视为犯罪的一个严重危害后果，该问题不仅影响本案量刑，也影响到对本案定性。Protagoras即是把此点作为定罪的一个主要事实，通过目的解释的方法把本案定为强奸，好像不如此处罚，就是让犯罪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得逞了，而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有力打击。我认为此种观点不妥。怀孕即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把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视为严重危害后果是违法宪法的。虽然该新生命的诞生不是出于被害人的意愿，是被强迫的，对被害人来说是一种耻辱，也许还可能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但人的生命的高贵性在于人的生命本身，任何对此的否定评价都是对人生命的高贵性的一种侮辱，违反宪法赋予人生命的最高价值性。（该观点从德沃金关于堕胎问题的著作中得来）因此，我认为，把被害人怀孕视为犯罪的一个严重危害后果是违反宪法价值观的。
   为了打击犯罪行为人想通过犯罪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想法，又不违反宪法，我认为可以根据被害人的选择采取下面的方法：1、被害人选择堕胎的，如果对被害人身体造成损害，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对犯罪行为人加重处罚的情节，被害人并可依此对犯罪行为人提起精神损害、人身损害赔偿；2、被害人如果选择保留并生下胎儿，被害人可请求补偿，并请求法院禁止犯罪行为人接触他们。3、当然，如果特殊情况下，被害人承认了犯罪行为人作为孩子父亲的身份，法律对此应宽容对之。
   以上观点，欢迎批评、讨论。

【方舟子按：该北京大学内部文件根据扫描件输入。自2002年起新语丝网站曾四
次发文揭露北大名牌教授蔡华的剽窃行为（该剽窃论文曾获巴黎第十大学年度最
佳博士论文），见：
Brainzhou《北大人类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的剽窃行为》(XYS20021124)
杨万圣《一名北大教授的无耻剽窃与自吹欺世》(XYS20060923)
李丽《对蔡华的三点质疑——《一名北大教授的无耻剽窃与自吹欺世》读后》(XYS20060926)
刘小幸《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华的学术作风及其对中国学术风气的影响》(XYS20080227)
】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关于蔡华问题的审议决定

　　审议[2009]1号

　　蔡华，男，1984-1995年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十大学人类学系，1995年获该校
人类学博士学位。1998年到我校工作，现任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蔡华就读巴黎第十大学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
的纳人》（以下简称纳文），通过田野实地调查案例，描述了我国云南纳西族的
母系家族体系和婚姻家庭习俗，证伪了在国际人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两种关于社
会结构的基本理论。该论文于1997年出版法文版，2001年出版英文版。

　　2006年底，因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指控《纳文》存在剽窃、伪造和使用
虚假数据等问题，学校人事部、学术道德委员会对此开展调查。三位校内外同行
专家经认真核查，提供了详实的鉴定意见，认为蔡华涉嫌学术剽窃的事实清楚。

　　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和蔡华书面申诉的基础上，在2007
年11月14日举行的学术道德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听取了上述专家意见和蔡
华本人的口头申诉。会议认为：蔡华在《纳文》中用来说明其观点的35个案例中，
有21个与此前中文出版物中的案例雷同，其中，《纳文》还更改了原中文出版物
部分案例的细节；尽管在《纳文》的导言部分，指出了上述中文出版物是《纳文》
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但在书中案例出现处未做任何具体注释，显然造成有意误
导读者的事实。

　　根据《北京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校发[2007]25号），学术道德委员会就蔡
华问题的定性进行了无记名投票，2/3的委员认定蔡华的行为已构成“剽窃”。

　　此后，蔡华提出了进一步申诉，并向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取证。该校学术研究
委员会负责人与学校道德委员会就此事进行了书面沟通。2008年9月1日，学术道
德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认真审核了蔡华进一步申诉和巴黎第十大学的函件，认为上
述材料均不足以改变“剽窃”的认定，决定继续维持第二次会议的认定。2009年
3月25日学术道德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就蔡华问题做出如下处理决定：

　　1、责令蔡华在社会学系内就其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公开检讨；

　　2、建议学校相关行政部门根据蔡华问题的性质、对问题认识的程度和院系
意见做出相应行政处理。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
　　2009年3月25日

　　校内发送：蔡华、社会学系、社会科学部、人事部
　　北京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2009年5月12日印发
　　（共印5份）

67岁的牟新生以直言而闻名。为了说真话，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到全国人大第一次发言就捅了娄子，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放炮”。

昨日，本报围绕“说真话”对其进行了专访。

人物简介

牟新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生于1943年12月，陕西扶西人。1998年12月任海关总署副署长。1999年2月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4月任海关总署署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牟新生曾参与查办“厦门远华走私案”，赖昌星曾经想要“灭了他”。

说真话

我一直比较敢讲真话

为何真话少、官话多？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

新京报：你看到张维庆委员关于“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吗，有什么感受？

牟新生：看到了他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新京报：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

牟新生：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腐败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

另一个，也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新京报：你当时在海关总署当署长时，敢不敢讲真话？

牟新生：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门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

领导视察

应对领导地方有“规则”

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

新京报：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

牟新生：决定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特别注意，领导人的决定起关键作用。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说一套做一套———靠小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维庆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性问题，你怎么看？

牟新生：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总是有限的。

文风

用一段话说一句话的事

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

新京报：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牟新生：我在文风上意见提的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署长时，自己写讲话稿吗？

牟新生：说实话，一般开党组会都是自己写，开全国关长会，那不是自己写，因为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

新京报：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牟新生：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牟新生：我赞成张维庆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他们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工作作风

加强民主，畅所欲言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当时提意见说要认真解决一件事：让大家畅所欲言。

新京报：你提到过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牟新生：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把简报撕了，弄的别人也挺尴尬，但我实在忍不住。我始终觉得，应该听取不同意见，不然开会干什么呢？官场不正之风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民主的气氛。现在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氛围我就喜欢，你讲什么，简报录什么，觉得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新京报：对这种风气你有什么药方？

牟新生：首先应该是加强民主，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搞官样文章，文书就是思想的反映。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当时就提意见说要认真解决好一件事情：让大家畅所欲言。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能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的看法，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首先还是加强民主，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思路，要有作为。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问题更要解决好，我看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比如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下决心扭转收入差距。我感到很欣慰，眼下的关键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到位。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立强 陈伟)

要了解中国国情，农村是个不得不谈的话题。自从村委会组织法出台以来，农村的选举进行的如火如荼。本文的出发点就是将一个小小的村庄比做一个国家，将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比作是它的权力机关。这种逻辑并不严谨，但我不想在这里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猜想，但我要证明这种猜想是有根据的，也许农村的治理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宪政的模型。

我们分析一下实行宪政的国家所共同具备的一些特征，或者说是宪政实现的条件，大概有以下几点：1.有一部制定完备的宪法，2. 人民享有相当的自由，3. 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4.有对立的政党（多党制或两党制），5权力有制约。（为了比较和描述上的方便，以上几点为不完全归纳，主要根据宪法学教材）

首先说第一个条件：有一部制定良好的宪法。本文把村庄比作国家，村庄当然不可能有宪法，但是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４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不是村民自主制定的，不过，该法明确规定了村委会的选举办法和职能界限。并且由于行政村的级别相当低，所以使得该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压力特别大，因此该法往往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一个村庄之中还有另一套班子，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同样经过多年的实践，基层党组织，即村党支部也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产生办法，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选举办法往往也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就我所在的村庄而言，新世纪以来的每次选举表面上都能做到公正公平。

能够参加选举的人民，必定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人民的某些权利受制于人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人首先得有一定的独立性才有可能不受束缚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邓正来老师经常提所谓的市民社会，提倡市民意识，也就是人民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事实上，农民也具有参与政治的良好条件，甚至有些方面已经比城市居民有优势。第一，如今农民几乎已经摆脱了人身依附性。农民和其生活的组织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几乎谈不上依附，而相比之下，城市居民对其所在单位的依附程度要大得多。第二，农民在经济上已经已经有了相当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虽然做不到普遍有闲，但是绝大多数农民都有精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三，农民在经济上基本独立。作为市民很难摆脱自己原有单位的束缚，尤其是在国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绝大多数市民都不会舍得自己现有的工作另谋高就，所以市民的权利往往会受到单位领导的干涉，领导往往以扣发工资，保险，福利，医保等要挟市民就范。而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和外出务工，因此较少受到当地势力干涉。这种情形之下，农民往往敢于凭自己的意志参与政治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主张。最后，虽然农民文化程度较低，但即使是文盲也完全可以参与到公众事务之中。

对于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学者）来说，农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性显然被低估了。自从村委会组织法出台以来，大多数农民都是积极主动的投入到政治事务中去。还是以我所在的村庄为例，在村委会组织法出台的次年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之中，农民兄弟们已经显示出很高的参与度（由于没有调查，很遗憾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提供）。事实上风暴早在之前就已经之前的一到两年就已经开始酝酿，各种各样的村民聚会不断发生，很多活动也显示出其性质是政治性的，比如，公开讨论村务的宴会，原任班子商讨对策的聚会，宗族的聚会，各种宣传各自主张的宣传单。另外这种选举是双轨的，一方面广大村民的选举，另一方面是作为精英的党员也有自己的活动。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参与的热情，仍然有越来越高的趋势，每一次选举都比前一次参与人数更多。而在第一次选举中，最终以原村委会班子的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低估了村民自主参与选举的这种热情。

如果不用太严谨的比较的话，在得知要进行第一次“大选”的消息之后，村民迅速以宗族为基础组成了两个“政党”。分别以第一大姓氏马氏宗族为主组成的一派，姑且命名为第一党，还有以第二大姓氏赵氏宗族为主组成的一派，姑且命名为第二党。其他小的姓氏分别加入双方阵营，当然双方也都有不少背叛者。最重要的是双方各自有各自的政治主张，其中目前的第一党主张变低价卖集体产业，而另一方反对。第一党开始的地位相当于执政党，把持村委和党支部，第二党相当与在野党，这是在第一次大选之前的情况。而日后两个派别的发展则更加趋向于政治意义上组织。双方的阵营随着利益的分配不断变化，逐渐发展成各自代表一个利益集团，一方着力于巩固早期起步的大个体户的利益，一方着力于发展后起的个体户的利益。我是从从二者的组成人员和一些主张上得出的分类，当然我这种分类是直觉上的不够精确，但是这种斗争却一直在继续，双方的组成人员也逐渐趋于稳定。在农村尚且如此，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我国有实行多党制衡的条件，如果制度上允许，我们的环境能够孕育政党。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分权模型，党组织的领导决策权和政府机关的执行权。农村不存在政府机关，村委会能起到相关作用。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不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时候，这种制衡表现得尤为明显。关于矛盾解决机制，也就是大概相当于司法权的东西，主要由人民法院承担，小的纠纷则由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元老们负责调解，人们是不倾向于让村长式的人物来解决矛盾的，虽然一些影视作品是这样描写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在农村存在一种比较原始的分权制衡。

对于那些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可轻言宪政的人，我想说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训练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4]当然农村的这种尝试是否成功，是否有利于农村的进步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以上，是我所了解的农村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这在广大农村是普遍存在的。毕竟村庄是个太小的圈子，只需要一点点外力就足以将这种制衡破坏无遗。但是我想农村的这些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黄文艺先生主张，当前信息不充分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立法的借口。[5]我想宪政是个关乎百年甚至千年的大事，宪法也是相对稳定的，不存在时间不充足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收集信息的情况，而且与民商事法律所涉及的信息不同，关乎宪法的信息不会那么瞬息万变，希望我们有一天重构我们宪政体制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理解中国国情。

儒學有贊化育，參天地之戒命與夢想，蓋自然界之維度與空間，都是有限的，可是人文創造，卻可以在自然的有限界域裡，進行無限的靈性創造。靈性創造絕非易易，在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過程中，痛苦，悲哀，犧牲，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先民卻沒有退縮，沒有悲觀，沒有喪氣，如愚公移山，繼繼繩繩，一代又一代的付出生命與歌哭，一代又一代的付出汗水與真情，年深月久，愛心相傳，終於為我們締造出繁花似錦的人文世界，做為先民汗水歌哭的受益人，我們知所感恩嗎？我們能依稀體會他們創造的淚水與艱辛麼？沒有！一點也沒有！我們不但沒有一點感恩之心！我們還充滿憤怒與委屈！我們以為聖賢犯了大罪，沒有給我們一個科技至上，武器至大的中國，沒有給我們留下富裕逍遙，自由民主的中國，卻留下王權專制，封建道德，野蠻文字，黑暗蒙昧的中國！

民初的知識份子，義憤填膺，對我們的文化，對我們的聖賢，乃至對我們的文字大張撻伐，憤怒使他們紅了眼目，憤怒使他們迷失心智，憤怒使他們勇於敢作的破壞，最後為我們展示出文革的禽獸世界，為世界文明，做出最低賤的示範，給中華文物加上最難堪的詛咒！

固然，撥亂返正，改革開放，使我們揮別禽獸，在經濟上取得重大成就，但是破壞容易建設難，對中華文明的百年凌辱，卻不是簡單的經濟開放所能夠補救的！

具體談到中國文字，固然簡化字已經創造了一個約定俗成的使用群，已經成了中文的主流字體。但是否僅憑當前使用者的眼光，就可以刊定中文的大是大非？就可以否定二千多年的人心歸向與歷史選擇？

我缺乏中文的專業研究，但可以憑常識追問: 人文創造的特質，亦如江河之崇深與博厚，需要匯聚萬古先民的心力，需要整合萬國人文之風采，綜合會通，統億萬之靈機，成天人之共感，蘊釀創造，而更建文明。正體字會通二千年中國的文明創造，綜合東亞若干國家的文明開化，既是禮樂上國的象徵，也是中國文明浩蕩悠久的保證，難道我們應該把這些都拋棄，獨獨追隨中文野蠻論的腳步，搞天不足畏，聖不足法的予智自雄，輕率拋棄東亞文化共主的名位與權狀，以效法逆天棄人之偏見，而自得自樂乎！

其二: 中文不但是中國人的文明財富，也是世界人類的文明財富，現代中國人有此權利，更也有此義務，為世界人類保護這份精神財富。也許中文簡化也是一種創造與保護，但這就必須允許自由交流，使用，及論證，讓億萬人心與天地萬物相激盪，逐步形成新時代的中文體系。卻不可以任由少數人的獨斷命令，強制中文轉向。

其三: 中文的創造當然也有隨性的成份，可是更根本的指導原則卻是中國人的心靈與天人觀念，中文凝聚有中國人的世界觀，有中國人的心靈特質與向度，從中可以啟示我們理解古人，理解自己，更好的建設精神家園。可是我們為了簡化而簡化，任意的同音假借，任意的挖去文字的必要組件，或隨性的用“×”，用　”又“代替許多不同的文字組件，這就嚴重破壞了中國文字哲學的體系，使中國哲學難以通過文字追尋其根苗。而且文字是一種系統性工程，文字與萬事萬物，文字與人心靈機，文字彼此之間，都有一種以簡馭繁，以一統萬的系統關係，這既方便文字的學習與記憶，使用與詮釋，也方便新字新詞的創造，換句話說，文字創造必須應天理合人心，不是可以任性胡來的。現在完全不問系統理則的規範，一味貪圖減少筆劃，無理則，無哲思，無系統的胡亂簡省，看起來是省了幾筆，但其混亂系統，悖逆理則的損壞，卻無人關心，這樣做是規範的嗎？是合理的嗎？

其四：很多人認為就算你台灣使用正體字，但入境隨俗，你在大陸就必須使用簡體字。再說你寫東西不是希望讀者越多越好麼？用簡體字更多人來讀，不是更有助於你文章的傳播麼？說起來似乎很在理，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種地頭蛇心態的反映。文字不是一家一姓之私物，不是一地一國之私產，文字通天人，貫萬物，泣鬼神，成不朽，一但寫出，他就是人類文明的產品與財富，豈能是一家一姓之私產，豈能用一家一姓之私喜私樂，衡量其價值。再說文以載道，只要言之有物，文章就會成為人心修德的資糧，與讀者的多少未必很相干，因為稻糧的存在本就是自足自行的，你不吃並不能否定稻糧的價值啊！再說世界本來就有許多文字體系，作者寫作時盡可以自由選擇，不能因為讀英文的人口多，就都用英文來寫作。而一個學者，就算不懂英文，也不能拒絕英文所傳達的資訊，其道理應該是很淺顯的。如果一個學者竟然宣稱，因為不喜歡正體字，就不看台灣人的著作，也不看古人的著作，這樣劃地自限的學者，還能合乎學術從業者的工作倫理嗎？

中國人百年來對傳統的踐踏，真的錯誤了，的確需要撥亂反正，為傳統文化平反了！近年國學熱的興起，文物市場的壯大，都標誌著歷史與人心的回歸。具體到兩岸中文字體的爭議，我以為還應互相尊重，同時流行為好，簡體字早已經是台灣人手寫的通行文字，那麼對於中國古人及台灣人的正體字，大陸的朋友，特別是學者朋友，實在也不應該深閉固拒，偏執敵對情緒為好…….

孔子2561年 3月 9日[10]  皮介行 寫於  光文講堂